[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京城四大名医之孔伯华

<>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他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其间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他与肖龙友先生共创北京国医学院，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他教导学生说：“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惟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解放后，先生是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他曾在给主席的信中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完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他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
　　
　　先生一生操劳，在1955年3月10日，他在出诊过程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但仍勉强为6位病家诊治。其后便回家调养，不料从此一病不起，享年71岁。先生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亲往寓所吊唁。
　　
　　孔伯华先生治病的特点是注重整体，强调元气。他认为不可以只知治病，而不顾护人体的元气。他还十分强调辨证论治，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提出了将中医理论中重要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分为“阴阳”两纲和“表、里、虚、实、寒、热”六要的观点。从中医学的临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切合实际，也很实用的诊断方法。他说，“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在中医辨证纲要上，又进行了一次明确的划分。
　　
　　孔伯华先生用药的特点，可以总结为“虎啸龙腾”。他遣方用药必先辨证精详，对证用药，并无门派的偏倾。他认为不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达到恢复和补养元气的目的。扶正即为祛邪，祛邪亦可扶正，孰前孰后，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决，不可先有主见。他认为只要辨证准确，则“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俱可回生”。要对证下药，不可执于成方。若固执于某方以治某病，则是犯了“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的错误。他的药方，亦如虎啸龙腾一般气势恢宏。先生擅用石膏，有用之达数斤者，虽用量惊人，却常有起死回生之妙，足见其辨证极其精准，而且对病情的把握也能做到成竹在胸。他喜用石膏，还为此药专门讲座，纠正了世人以为其药大寒，常规避之，以恐伤肠胃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该药性质凉而微寒，其味咸而兼涩，凡内伤外感，病确偏热者，投无不宜。并考证了《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书中对“石膏”的介绍与应用方法，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述十分精辟。
　　
　　孔伯华留传于世的著作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孔伯华医案集》是其弟子门人整理出来的，有很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京城四大名医之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辨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废止中医案事件发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

<>萧龙友，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1872-1960）。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拨贡，是解放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他们的医术医理，都有极高的造诣，医德医风令人钦佩，在医学界地位颇高。而萧龙友在四大名医中，亦居首位。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当时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的德国医生狄博尔因他声名之大，常请他前往会诊，多为疑难重症。像大脑炎、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西医难以取效者，大多请他诊治。萧龙友十分擅长以小方治大病，单纯使用中药，便可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当时西学东渐之风甚重，西医的出现对中医冲击很大，社会上也对中医有很多歧视。中医不但没有自己的医院，甚至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用说在西医医院内服用中药了。然而，由于当时最大的德国医院对于萧龙友先生的礼遇，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高明之处。萧龙友先生的精湛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尊重和信任，更加令人钦佩。
　　
　　萧龙友先生是一位大医，他时时心念中医，十分忧心中医的存亡。当时的政府想方设法消灭中医，中医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医最为危难的时期，他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一心培育中医的接班人才。并在经费困难时慷慨解囊，甚至同孔伯华一起出门诊，集资办校。就这样艰苦的经营着中医教育事业，历时十余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培养出了数百名学员，都成为了下一代中医的中坚人才。两位医学大家的义举，对中医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北京国医学院终被迫停办，他义愤填膺，并作诗文以示对国民政府的反抗。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萧龙友先生一生为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医遭受危厄之际，他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兴办学校，教徒授课，还坚持门诊，并用精湛绝伦的医术做了最好的抗争。他处方精简，用药轻平，疗效卓著，活人无数，已经达到了医之大成者出神入化的境界。其胸怀宽大，谦逊恭谨，更加使其成为了医界的楷模。

<>京城四大名医之汪逢春

<>汪逢春（1884—1941），江苏苏州人，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逢春先生精究医术，博览群书。在京行医期间，妇孺皆知其名。他常能顿起他医束手之病，临床效验颇佳。汪逢春擅长治疗时令病以及肠胃病。他十分重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认为濡养五脏的精微物质皆赖脾胃之运化与传输，脾胃失司，则化源衰竭，灾害易至。他审证精详，辨证细腻，立法严谨，常以不到10味药的小方取其效验，主张“轻可去实”。他十分擅长治湿温病，不仅对吴鞠通、薛生白的方剂十分熟悉，而且以从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选药组方上自成一格。他采用清热和化湿兼重的方法，仔细勘酌湿热之偏重，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方法来缓解病势。尤其善于使用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治疗，常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他最忌“见轻即清”，认为此时清热，易使湿邪停滞，难以取效。他合理地使用清、化、宣、利、泻等多种治法，湿热之邪随之可除，诸证皆愈。
　　
　　汪逢春先生的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关、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临床选方配药灵活多变，其处方精致优雅，常会给人一种繁花似锦、心旷神怡的感受。例如，入煎剂的药味，他常会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者某药与某药一同打烂等，旨在取其性而去其味，或者取其味而存其性，立法严密，颇具匠心。如淡豆豉与山栀同炒，就有“栀子鼓汤”之意等。他还十分善用“曲”类药，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等，曲类药品皆可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汪老用药可谓匠心独具，自成一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

<>（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病友续接）

<>[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align=center>陈彤云（1921——   ）

< align=center>彤云飘逸 杏苑增辉

< align=center>——访中医皮肤病专家陈彤云主任医师

< 0cm 10.0pt? mso-char-indent-size: 2.0; mso-char-indent-count: 150%; LINE-HEIGHT: 20pt; TEXT-INDENT: 0pt;>陈彤云是著名的中医皮肤病专家、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老人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言语轻柔，仪态端庄。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白皙的肌肤和时尚的衣着，让人很难一下想到她是一个享誉国内外的80多岁的中医皮肤病专家。她虽年逾耄耋之年，仍坚持到门诊为患者诊疾疗病。她的善良、无私和宽容，会给接触过她的每一个人留下深刻印象。

< 0cm 10.0pt? mso-char-indent-size: 2.0; mso-char-indent-count: 150%; LINE-HEIGHT: 20pt; TEXT-INDENT: 0pt;>自幼听父亲讲中医汤头歌诀，但中学进的却是教会学校，后考入当时新潮的辅仁大学研读社会经济学。结婚后随丈夫师从名医哈锐川，并从此踏上了中医之路。

< 0cm LINE-HEIGHT: 0pt; 150%?>

< 0cm LINE-HEIGHT: 0pt; 150%?>１ 从医之路 曲折幸运

< 0cm LINE-HEIGHT: 0pt; 150%?>

< 0cm 10.0pt? mso-char-indent-size: 2.0; mso-char-indent-count: 150%; LINE-HEIGHT: 20pt; TEXT-INDENT: 0pt;>陈彤云1921年出生于一个北京的一个中医世家，在萦绕的中药香味中，她听父亲讲四气五味，看父亲望闻问切，与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彤云的父亲陈树人在京城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内科大夫，擅长治疗温热病。陈彤云记得在她10岁那年，有一天，父亲被邀请给当时的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的公子诊病。孩子患的是猩红热，高烧多日，嗓子红肿疼痛，咽不下食物，就诊时已昏迷不醒，刘家上下焦急万分，已近绝望。陈老大夫沉着地望舌、诊脉，开了几剂汤药嘱家人给孩子服下，孩子服药后日见好转，一周后豁然痊愈。刘家人高兴万分，找人做了一个红底金字、刻有“功高保育”的匾额，在陈家诊所的门前举行了一个隆重的送匾仪式，将匾额挂在诊所迎面的墙上。这件事在京城引起了轰动，街坊四邻传为佳话。幼年的陈彤云出来进去，天天看到那块匾，心中非常自豪：“父亲真有本事，能治病救人”。同时，立志要好好读书，做一个能帮助别人、受人尊敬的人。

陈彤云是独生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父亲很重视女儿的教育，让她背《论语》、《左传》、《孟子》，还督促她练习写大字和楷书，每周都要按时交作业，陈彤云厚实的古文基础和一手漂亮的字都得益于父亲的督促教诲；父亲教徒弟背《药性赋》、《汤头歌诀》时她在旁边也跟着学；父亲诊病开方，小彤云在旁拉纸、研墨、涮笔，到11岁时，每逢学校放假就待在父亲身旁抄方写药。父亲的言传身教使陈彤云在不知不觉中打下了中医药基础。

父亲既对陈彤云进行中医药潜移默化的影响，又希望她紧跟时代的步伐，接受新文化、新知识的教育。父亲送陈彤云到贝满女中读书。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她接触了西方文化，并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英语。严谨的校风，新颖的课程使陈彤云在道德品行、文化修养等方面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并在球类、短跑等体育运动项目上展露了才华。中西方文化的教育使她的思想解放，眼界开阔，1940年中学毕业时非常“前卫”地报考了辅仁大学社会经济专业，成为一名意气风发的女大学生。一般来说，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陈彤云大学毕业后可能会到洋行中当职员，或到学校里当教员，可命运安排她还是与中医结缘。

陈彤云父亲的多年好友哈锐川也是中医名家，擅长治疗皮肤外科疾病，其疗效誉满京城。哈锐川是看着陈彤云长大并出落成一个漂亮的、有文化的姑娘的，心中早就有意与陈家结亲。哈锐川的儿子哈玉民从小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毕业于施今墨先生办的华北国医学院，承继家学，从事中医临床。在双方家长的力主下，陈彤云与哈玉民结为秦晋之好。1943年陈彤云即将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时期，经济萧条，就业困难，而陈彤云因为痛恨日本人而不愿到日本人办的洋行工作，于是干脆回家帮助公公和丈夫料理诊所，没想到这一举动使陈彤云真正走上了中医之路。

陈彤云在公公哈锐川的诊所里，每天要帮助哈氏父子接诊百余个病人。她配制膏药、熬膏药，给病人上药换药，掌握了许多实际操作和治疗方法。看到病人的痈疽疔疖、瘰疠疮疡等皮外科疾患在公公哈锐川高超的疗法下取得满意疗效，她对中医外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边料理诊务，边在公公的指导下学习中医外科理论和治疗方法。1945年哈锐川老中医身体欠佳，诊所主要由哈玉民和陈彤云接诊病人。这时期陈彤云接触了内、外、妇、儿各科病人，尤以外科疾患为主，如乳痈、瘰疠、皮肤疮疡疔疖、肛瘘肛裂等。陈彤云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哈锐川老中医因过度兴奋突患脑溢血去世，诊所的一切工作就落在了陈彤云夫妇的身上。他们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声望和影响。

解放后，国家非常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准备筹办北京中医药学会和北京市中医药进修学校（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有关部门邀请了一些著名中医药专家负责筹备工作，哈玉民也在被邀请之列。哈玉民和陈彤云以极大的爱党、爱国和爱中医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们将自己家的三层楼腾出一层来，作为北京中医药学会的办公地点。1951年为了全身心筹建北京市中医药进修学校，担任副校长的哈玉民毅然停办了自己的诊所，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找校舍、请老师等工作中。筹建工作繁重且琐碎，陈彤云也随着丈夫来到学校担任教务主任，负责招生、组织编写教材、安排课程等。到了1956年4月，又将北京市中医药进修学校筹建为北京中医学院，9月份正式招收第一届学生。这期间他们夫妻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与其他专家、老师们一起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在这几年中，陈彤云一面工作，一面随班系统学习了由协和医院、北京医学院著名专家讲授的西医课程和著名中医专家蒲辅周、秦伯未、朱颜、陈慎吾等人讲授的中医课程，后来又到北京医学院、协和医院、儿童医院进修了西医病理、儿科等，同时坚持每周两次的出诊。经过几年的努力，陈彤云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而且打下了牢固的中西医理论基础，提高了中西医理论和临床诊治水平。

虽然工作和家庭使陈彤云忙累，但能干而体贴的丈夫、可爱的孩子和夫妻共同钟爱的中医药事业又使陈彤云感到充实和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到40岁的她失去了丈夫。她一个人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并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医皮外科专家。

2  承古创新 声名远播

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彤云离开了教育工作岗位，来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在皮外科跟随我国著名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老大夫。陈彤云的公公哈锐川和赵炳南早年共同师从京城名医丁庆三（人称丁三爸），哈锐川是师哥，赵炳南是师弟，陈彤云称赵炳南为师叔。跟着师叔，陈彤云又学到了大量中医皮外科的治疗方法。十几年的从医经历使陈彤云在外科和儿科疾病的诊治上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但哈氏父子皮外科的造诣和真传，以及赵炳南师叔的教诲坚定了陈彤云将今后的专业方向逐渐固定在皮外科上的决心。

多年的家传和跟师学习陈彤云深得哈、赵两位名老中医的学术精髓。在临床工作中，她不仅继承发扬了哈氏父子和赵炳南在中医皮外科领域的丰富经验，对各种皮肤病的治疗颇具效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疾病谱的变化，逐步形成了自己以治疗损容性皮肤病为主的临床特色，尤其擅长中医药治疗痤疮、黄褐斑、酒渣鼻、颜面激素依赖性皮炎、扁平疣、脂溢性皮炎、斑秃、神经性皮炎、带状疱疹及其后遗神经痛等皮肤病。

陈彤云在诊治疾病时重视人与自然、气候、环境、季节的协调统一，重视皮肤与脏腑、经络、气血的联系，强调“没有内患不得外乱”。她认为，体表的病变必有内在的根源，皮科疾病应重视外治，但更不可忽视五脏六腑和气血阴阳的盈亏盛衰。她根据《内经》“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皆属于火”的理论，认为痤疮等颜面炎症性皮肤病多由热邪作祟；她受家父温病学派思想的影响，从整体观出发，认为气候的变暖使六淫之中热邪更多地侵袭人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肥甘厚味食物的摄入大大增加，致使人体内有积热，从而更易受到热邪的侵袭；社会变革的动荡，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加，易使精神紧张和压抑，按照中医五志皆可化火的理论，也使火热之邪成为颜面炎症性疾病的主要致病邪气。她根据中医五色应五脏的理论，肝主青，脾主黄，肾主黑，认为黄褐斑等色素性增加的皮肤病主要与肝、脾、肾有关；肾藏精，精生血，脾统血，肝藏血，所以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必致气血失常，运行障碍。因此，黄褐斑等色素增加的皮肤病多有气滞血瘀，提出“无瘀不成斑，有斑必有瘀”、“治斑不离血”、“久病必瘀”的中医病机和治疗观点。她临证时四诊合参，但尤重舌诊。她认为，舌与皮肤粘膜最易反应人体气血盛衰和运行情况，且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望舌可以直观、真实地了解内脏和皮肤的变化。

在损容性皮肤病的治疗中，她善于运用《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条辨》的方剂为基础进行加减，并形成了自己的用药特色。例如，她在黄褐斑等色素增加的皮肤病治疗中，主要用脏腑辨证的方法，以滋补肝肾、疏肝解郁、健脾益气为主，同时活血化瘀，常用逍遥散、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二至丸、二仙汤、枇杷清肺饮、泻心汤、黄连解毒汤、龙胆泻肝汤、当归四逆汤、归脾汤、桃红四物汤、失笑散、通窍活血汤等加减。在损容性皮肤病的治疗中，据其对此类疾病多热邪所致的认识，常用清热解毒法，同时，佐以凉血、除湿、理气、软坚诸法，常获显著疗效。

陈彤云近60年的皮外科治疗经验使她在外用中药及其制剂方面也很有研究，她组建了“陈彤云皮肤保健研究中心”，研制的“祛斑面膜”、“痤疮面膜”、“陈彤云消痤嫩肤全效组合精华”等系列中药外用制剂已经被同仁堂等制药厂家推向市场，其疗效显著，很受患者欢迎。其中“祛斑面膜”1993年获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科技成果一等奖。

陈彤云在学术上继承而创新，师古而不泥古。虽然年逾耄耋之年，仍然积极地了解和掌握中医学术发展和西医的研究动态，在临床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并以此为乐，坚持在临床一线为广大患者服务，在患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近20年来，陈彤云声名远播，蜚声中外，她被多家媒体采访，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多次被邀请到国外给国际友人看病。她在北京中医医院的门诊号成为医院中最热也是最难挂的号。

在人生艰难曲折的跋涉中，她以乐观积极、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但成就了辉煌的事业，还将子女培养为国家的优秀人才，这一切还与她的品行和性情有关。

3  正直坚强 乐观健康

陈彤云是一个漂亮、温柔、坚强和有着高雅气质的女性。陈老虽然80多岁了，但肌肤白净细腻。光亮而略有波纹的黑发衬着慈眉善目，使她益发显得优雅而健康。明亮的眼神，饱满的精神，圆润的嗓音，使人不能不感叹陈老养生有术、驻颜有方。陈老笑言：“我主要是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陈彤云的生活历经磨难，但她始终勇敢地去面对，并以一个知识女性的坚韧不屈、沉着聪敏攻克了一道道难关。虽然从小备受父母宠爱，但她娇而不弱、惯而不懒，性格沉稳爽直，一直就是一个勤奋、懂事、上进的好孩子，成绩优秀的好学生。进入大学后，她思想进步，为人善良，才华出众，活泼乐观，这些都为她以后的生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结婚后，她辅佐哈氏父子的诊务，吃苦耐劳，温柔贤惠，后来在配方、熬制膏药、给病人上药换药中掌握了中医药治疗皮外科的知识和方法，逐渐走上了中医临床的道路。筹办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和北京中医学院的日子是陈彤云既快乐又忙碌的难忘岁月，但丈夫的因病去世和其后生活的艰难，却使她品尝了生活的另一番滋味，也使她的成功之路显得更耐人回味。

陈彤云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中，勇敢地挺立起来。面对现实，她以自己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性格，乐观的精神感染和教育着３个孩子，使他们在温馨中成长。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出色学业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如今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这也是陈彤云由衷自豪和欣慰的。在文革中，陈彤云被停诊，只能擦地扫厕所，甚至被批斗，那种精神上的压抑和人格上的屈辱也没能压垮陈彤云，她依然仪态端庄，精神焕发，笑容灿烂。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陈彤云以她温文尔雅的气质、热情周到的言语和疗效显著的医术赢得了广大病人尤其是颜面皮肤病病人的信赖和敬慕。虽已８３岁，她仍坚持到门诊为患者诊疾疗病。

陈彤云善良宽容、坚强高雅的品格和气质会给接触过她的每一个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正直、敬业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她赢得了同事、朋友和病人的尊敬。非典时期，陈彤云每日清理路上的痰迹，劝阻随地吐痰的不良行为，不料竟遭到年轻人的谩骂，这不仅引起了北京市民广泛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北京市委领导的注意。市委领导特意派人到陈老家里慰问，感谢她对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视与支持。陈彤云还将自己连日为抗击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研制生产的10000袋外用爽身痱子粉送到北京市捐赠中心，表达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心意。

经历了生活的坎坷磨难，面对今天的功成名就陈彤云禁不住讲起了她的皮外科疾病。她说，按照《内经》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理论，心理失衡导致的情绪过激变化会引起脏腑、气血、经络生理功能的失调。银屑病、神经性皮炎、瘙痒病、黄褐斑、痤疮、带状疱疹等许多严重影响皮肤美容的疾病都与情志的异常有关。而精神内守、劳逸有度和科学营养，才是预防皮肤病和皮肤保健的关键，才是人生健康心态和身体的保证。人要“行不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才能“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坚持适当的运动和劳动可促进气血的流动，关节的疏利，五脏的收藏和六腑的传导，使脏腑、气血、经络在运动中协调统一，才能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终其天年”。人要维持五脏精气的充盛，保持肌肤的荣润还必须饮食平衡、全面、有节。

看来，陈彤云的漂亮、温柔、坚强和优雅，不仅源于她的学识、修养和积极乐观、爽直勤奋，在她的生活中确实也有一套养生保健和驻颜的“秘诀”。

陈彤云老中医就像绚丽的红霞映照着杏苑，使中医这个中华民族的瑰宝更加璀璨生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5 20:47:20编辑过]

<>[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align=center>哈锐川(1891——1949)

<>哈锐川，名成惠，字锐川，河北省河间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49年。幼年家境贫寒，随父习医。16岁时，拜当时外科名医丁庆三为师，尽得其传。1917年，哈锐川悬壶应诊，疗效卓著，声望日高。1945年，目睹日寇投降，兴奋过度而患中风。他在旧社会奔波一生，仰慕新中国的诞生，心情十分激动，但因久病缠身，不能为振兴中医事业效力，深感遗憾。

<>（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病友续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18:15:31编辑过]

<>[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align=center>赵炳南 （１８９９—１９８４）

<>　　 赵炳南，中医皮外科专家。从医６０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皮外科治疗的独特风格。一生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

<>

<>　　赵炳南，原名赵德明，回族，经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１８９９年５月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今属北京市）。父亲以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赵炳南自幼身体羸弱多病，从５岁到７岁仅３年间就出过天花，患过痢疾，得过麻疹，发过疟疾。赵炳南后来回忆说：“我的童年生活饱尝了人间的痛苦与疾病的折磨，是今天的少年儿童难以想象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深深懂得生命的珍贵，在幼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立志做一名为他人解除病痛的医生的种子。６岁时，赵炳南进入私塾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但因家境清贫，他的学习仅勉强维持了６年便中断了，被迫过早地走上社会。少年时期的赵炳南目睹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心灵受到极大震动，这更加坚定了他立志做一名医生为民众解除病痛的信念。１９１２年，１３岁的赵炳南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学习中医皮肤疮疡外科。在短短的３年里，他研读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外科启玄》、《医宗金鉴》、《本草纲目》等数十部医著。他刻苦努力、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丁老先生，故尽得其传。１９２０年，赵炳南自设医馆开始行医，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曾任当时北京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华北国医学院外科教授等职。他在建国前行医３０余年，救死扶伤，以人道主义和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治过无数的病人和垂危患者。尽管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却仍免不了权贵们的刁难与凌辱。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赵炳南获得了新生。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更加勤奋，不断从中医学宝库里汲取营养，以发展中医事业为己任。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时，他主动提出免费为烈军属诊疗疾病，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登报表彰。１９５３年，他被聘为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单位的中医顾问。１９５６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医院诞生了，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他毅然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参加了医院工作。他把自己的药品、医疗器械、制药用具、办公家俱以及医馆部分设备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赞扬和鼓励。
　　赵炳南先后担任北京中医医院皮外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兼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及其外科学会及皮科学会委员，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担任过北京首都医学院中医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二、三、四、五、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赵炳南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实践他从事皮外科专业６０余年，晚年则专门致力于皮肤病的治疗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纵观赵炳南对皮肤病的治疗，不难发现，中医整体观这一指导思想贯穿其治疗的全过程。他生前经常讲：“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一定要牢记皮肤病多是形于外而发于内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对脏腑的辨证。在诸多皮肤病的致病因素中，对湿邪与热邪尤为重视。他认为，治湿是治疗多种皮肤病的根本，治热则是治疗皮肤病的关键。１９７５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３０万言，系统介绍了赵炳南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该书共收入病种５１个，病例１３７例，还介绍了３种特殊疗法和行之有效的验方、常用方。此书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

< align=center>博览群书，学古不泥
<>

　　赵炳南一生精研多种外科专著，但在医疗实践中从不拘泥古书，通过６５年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灵活掌握经旨，注意疾病过程中的邪正关系，正确运用扶正祛邪或攻守相兼的治疗法则。如治疗疮疡疾患的阴证，他认为开始如攻邪太过，会大伤正气，造成正不抗邪，毒邪内陷而变生他证，结果是欲速不达。因此他主张外消之中，以补托为主，正气渐复，病势好转，因势利导，乘胜攻邪，则可取效。再用外消之剂，以消为主，逐渐正复邪衰，病势趋向好转，接着以扶正祛邪，消补兼施办法，以巩固疗效。在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他遣药切中，用药精当，药少力专，抓住主证，药到病除。如对缠腰火丹（带状疱疹）后遗症属神经痛的老年患者，经他细心辨证分析，属气隔血聚之证，遂不拘泥常法，而投以川军破瘀止痛，其效立竿见影。又如他治疗风湿疡（急性湿疹）能抓住热盛有湿的特点，投以大剂量苦寒的龙胆泻肝汤来泻肝胆湿热，疗效显著。

重视心肝火盛，善用龙胆泻肝

　　熟悉赵炳南临床用方的人都知道，他在治疗急性炎症皮肤病时，最重视对心与肝胆的辨证，最喜爱的方剂是“龙胆泻肝汤”。他认为心肝火盛是导致急性炎症皮肤病的重要原因，而“龙胆泻肝汤”正是清泻肝胆实火，清利肝胆湿热的代表方剂。龙胆泻肝汤，古医籍记载有数个，其组方药味却不完全一样。他常说，李东垣所述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黄连、大黄而有柴胡，除了泻肝经湿热，治小便不利外，多有升散作用；《证治准绳》所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连翘、生地、车前子，而却有人参、知母、麦冬、五味子，除了泻心肝两经之火外，又偏于滋阴血；《沈氏尊生书》记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生地、车前子，而又加入青皮、白芍、柴胡等疏肝敛阴之品，这些都与临症所见之湿疡不完全对症。因此赵炳南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认为：湿疡之为病，虽起于湿热，但急性发病时，常有热重于湿的特点。他紧紧抓住这个特点，采用《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记载的龙胆泻肝汤为基础，自拟龙胆泻肝汤加减，方中用龙胆草泻肝胆湿热，生栀子清心火，泻三焦之热，而又用生地、丹皮、生甘草凉血解毒；木通、车前子、泽泻清利湿热，热重时加大黄以釜底抽薪。他既不用柴胡升散，又不用麦冬、五味子敛阴，但在临床实践中，深感清心火药力不足，故经常在应用龙胆泻肝汤的同时加入自创的以清心火为主的“三心方”（莲子心、连翘心、生栀子），以增强清心泻火之力。二方配合使用再加入除湿疏风之品，临床治疗急性湿疹、急性皮炎、带状疱疹、过敏性皮炎、药疹等急性炎症皮肤病（热盛型），每取良效。“三心方”中的连翘心，目前不少药材部门不入药，可用竹叶代替，临床疗效亦满意。

重视湿邪为病，惯用除湿胃苓汤

　　赵炳南生前常谓：“善治湿疹者，当可谓善治皮肤病之半。”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仔细体会，却能悟出不少道理来。湿疹，按其性质可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及慢性期。前两期在临床上均有较明显的湿象。其发病机理不外乎湿热内蕴，或湿重于热，或热重于湿。在治疗上，他惯用除湿胃苓汤，并根据热与湿的轻重不同而加减化裁。即使在湿疹的慢性期，皮肤出现干燥、粗糙、肥厚、角化等一系列燥象而无水泡、渗出、糜烂等情况下，仍用治湿之法。对此，他曾论：“正是因为湿邪有重浊、粘腻的特点，因此，病理过程迁延日久，湿邪停滞，日久化燥，肌肤失养，是导致慢性肥厚性皮肤病的关键，故仍以治湿为本”。在治湿疹时，多采用健脾祛湿之法，善用薏仁、云苓皮、扁豆、苍术、白术等药物。他认为选用健脾祛湿之品是符合扶正祛邪原则的。当然，他也认为当利则利，因此，车前子、猪苓、防己、泽泻、萆薢等利湿之品亦常使用。

重视调和阴阳，常用四藤配伍

在晚年的最后１０年中，赵炳南的整体治疗观在临床工作中，更加突出地体现出来。他认为既然包括皮肤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气血失和、阴阳失调的结果，那么整体调节就理所当然地显得必要，特别是对于那些慢性疾患尤为适用。他曾说：“阴阳失调者，其脉象当是寸关弦滑，双尺沉细，上火下寒之体者则多见”。在他晚年治疗多种疾病的处方中，经常出现“四藤”，即天仙藤、鸡血藤、首乌藤和勾藤。曾有人询问他“四藤”何以调和阴阳？他笑答：“乃经验之谈也”。

衷中参西，各取所长

　　赵炳南自１３岁从师学医，对病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一切为病人着想，我对医术无门户之见，对中西医两种医学，我一向主张取长补短”。事实也是这样，他在早年设馆行医时，就结识了很多知名的西医朋友，如方石珊、何显名等（都是当时有名望的西医专家），经常同他们切磋医术，取长补短。他常讲：“医术是治病的工具和手段，不应有门户之见，应择其善者而从之”。所以，在治疗一些危重病人时，他并不反对配合一些西药和西医检测手段，如对一些深部化脓性疾病、深部化脓，脓不得出，古代都是用中药蟾酥进行麻醉，以白降丹腐蚀破溃，使脓排出，但常有麻醉不彻底引起病人痛苦的事，所以在他晚年行医过程中，主张局部用普鲁卡因麻醉，说明他是不拘门户，一切从病人出发的。他非常拥护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他曾说：“我有很多中医徒弟，也有很多西医徒弟，你们要团结起来，共同进步，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振兴中医事业贡献力量”。
　　

简历 :

１８９９年５月２７日　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三里河村。　　

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　就读于宛平县城内私塾学堂。　　

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年　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丁德恩学医。

１９２０—１９２６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诊所行医。　　

１９２６—１９５１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医馆，独自应诊并带徒。　　

１９５１—１９５６年　参加北京联合诊所行医。　　

１９５６－１９７２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皮肤性病研究所顾问。　　

１９７２—１９８４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兼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　　

１９８４年７月　逝世于北京。

（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病友续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18:08:19编辑过]

<>[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align=center>朱仁康（1908—2000）

<>      朱仁康中国中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皮外科专家。
　　
　　从事中医工作70余年，精于疮疡、皮肤外科。擅长治疗多发性疖肿、乳腺炎、脉管炎、湿疹、皮炎、银屑病、丹毒、带状疱疹、扁平疣等病症。
　　
　　在临床实践中，刻苦钻研古代医学文化，博采众长，敢于创新，创制经验方50余种。
　　
　　如湿疹为皮肤科多发病之一，经多年的观察，总结经验，对225例湿疹患者根据全身症候，舌苔脉象、皮肤特点加以辨证论治，分为湿热、血热、风湿热三类进行治疗，并将其验方输入计算机制成无论诊疗系统，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1972年起对皮肤顽症根屑病进和观察治疗，并创制成“克银方”。经分别对108例、236例疗效观察，该方具有疗效好、副作用少、复发率低待优点。此项研究获1983年卫生部科技术成果一待奖。

<>（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病友续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18:36:45编辑过]

< 0cm 0pt?>[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0cm 0pt?>

< 0cm 0pt?>王光超 （1912——              ）

★王光超教授，皮肤病、性病学家。

★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至1949年，在美国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皮肤科及该校附属西奈山医院微生物系学习。

★1946年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历任皮肤科讲师、副教授，皮肤科主任。现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1952年参加九三学社，曾任北医一院九三学社小组组长、北医支社委员。

★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从事皮肤病性病临床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参加北京市治疗妓女及赴少数民族地区防治梅毒工作，开展以新药青霉素抗梅毒疗法取得了显著成绩。

★主讲课程有皮肤病学及性病学。从事银屑病、疮病、皮肌炎、肢原病和职业性皮肤病的防治工作，开展皮肤病理学及真菌学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在皮肤学科进行生物化学（\'3-5环磷酸腺试）免疫与ENA抗原及抗体的测定"，"RoLa抗原抗体的测定，钙调素对银屑端发病机制的影响"，"白细胞介素及肿瘤坏死因子对银屑病发病的影响"及"白细胞介毒的红斑狼疮发病机制的影响"，"白癫风过程中的电镜观察和人及小鼠皮肤老化过程中的SOD的影响"等。

★1986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培养硕士4人，博士5人。主编有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皮肤病学》第二版和第三版。曾任中华医学会皮科学会主任委员（1986～1990），《中华皮肤科杂志》总编辑（1986～1990），北京市政协委员（1983），现任中国性学会理事长，美国皮肤科会员，法国皮肤科名誉会员，《美国皮肤病理杂志》编委，亚洲皮肤科学会（香港）会员。

★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 0cm 0pt?>

< 0cm 0pt?>（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病友续接）

< 0cm 0pt?>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18:47:32编辑过]

<>[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align=center>张志礼(1930.10——2000.11)

<>      张志礼教授，男,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任北京市赵炳南皮肤病医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全国中医皮科医疗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及《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的主编，《中华皮肤科杂志》的编委。他整理出版《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获全国科技大会奖。主编《简明中医皮肤病学》、《中医性病学》、《实用皮肤科学》、《中西医结合老年皮肤病防治》。《张志礼皮肤病医案选萃》等专著，40余年来共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次获北京市及国家科技进步奖。1990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张志礼教授从事皮肤性病科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43年，曾师从已故著名老中医赵炳南，是赵炳南的学术继承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免疫性皮肤疾患，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无痕疮、白塞氏综合征等，对于银屑病（牛皮癣）、皮炎、湿疹等疗效卓著。

<>（未完待续欢迎各位病友续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18:29:29编辑过]

<>[推荐]近现代中国杏林通缉录

< align=center>张作舟

<>

< align=center>

<>     著名皮科专家哈锐川、赵炳南的徒弟，广安门中医院教授、主任医师、皮肤病专家。主治：牛皮癣、白癫风、各种湿疹、皮炎、痤疮等。

<>   1922年7月19日（旧历5月24日）张老出生在北京一个回族家庭，原名张希曾，字作舟，以字行。 1935年秋（民国24年9月）13岁时，便走进了当时中医界颇有影响的回族著名外科中医师哈锐川老师的医馆，拜哈老为师，旧时代的学徒生涯，磨练和铸造了张老吃苦耐劳、自强奋斗的性格在学习中中医外科有独特的临床用药，学习时用药量很大，那时，除了临床使用的汤剂和由南庆仁堂特制的丸药、散剂外，其余的外用药均由我们徒弟负责配制。四年的学徒生涯，我基本掌握了外用药的配制技术，对临床用药常规也基本熟悉了，并且背诵了大量外科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感到要想从事中医事业，必须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其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张老下决心于1939年考取了“北京国医学院”，成为该院的第九界学生，从此系统地学习了四部经典、中药学、脉学等课程，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经典著作的理解，1949年张老19岁时，正式取得了中医师资格，随即悬壶于北京西城石缸胡同家中.1949年初，华北国医学院重新组建教委会，张老参加了教委会工作，中央为其颁发了新的中医师证书。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工作期间，成立了“北京市中医研究委员会”张老在其中担任委员，该委员会即今天的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的前身，也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中医学会组织. 1952年 —1957年，张老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地学习了五年现代医学，期间共开设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45门课程，为其今后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57年拿到了“北医”的毕业证书后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外科。在中医医院工作期间，担任主治医师和皮肤病科研组组长，同时负责病房的医疗科研工作，并成为中医学会会员。为了整理老中医的治疗经验，张老和马连升医生拜赵炳南老大夫为师，帮助整理赵老的临床经验，完成了《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蓝本（因文革未出版），还协助赵老研制各种内外用药，有些药至今还在使用。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时，张老在为患者诊治疾病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病案，并分别写出治疗神经性皮炎、银屑病等多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华皮肤性病杂志》、《中医争鸣》等杂志上。 在北京第二医学院工作期间，为通县举办的赤脚医生轮训大队，承担中医基础课的教学任务，并负责“北京二医”的中医系工作和担任学院第一、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与同事一起搞科研、做课题，完成了中药“十八反”的配伍试验研究。1997年，被评定为北京第二医学院首批副教授.1983年，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1985年晋升为 主任医师，在担任皮肤科负责人期间使科里的医疗水平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使很多传统外用药在色泽、气味、油污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创新，并身体力行与同事合作，对内外用药进行新的探索，做出霜剂、粉剂、酊剂、丸剂等十余种新药。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的教学工作，耐心指导、悉心照顾，并要求他们学会如何制作外用药。为此中央电视台曾对张老做过专门报道，台湾《大成报》的记者也对张老做过采访，全国的其他报刊也多次刊登介绍张老的文章。 1991年张老应邀赴上海参加日中两国中医学术研讨会；同年应韩国李仙童博士盛邀，赴韩讲学，在原平韩医大学进行学术交流；1997年10月在无锡参加了海峡两岸中医外治法学术交流会议，赴全国各地多次出席中医界各学会组织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从而为弘扬祖国传统医药学，扩大了中医皮肤科学术的交流，促进临床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张老一生担任过许多学术和社会工作：如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皮肤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外治法学会副主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1990年经国务院审批，被确定为全国500名著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享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迄今为止从医67年余，由学徒时从事疮疡外科，到至今从事中医皮肤科的临床工作张老见证了我国中医皮肤科的发展壮大，日趋完善、成熟的全过程，张老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执行者，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中医皮肤科自古以来均属于外科范畴，早在隋代，巢元方氏在其《诸病源侯论》中，就有了关于皮肤病病因、症状的记载。到了明代，对于皮肤病有更为详细的论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这部书中记录了120多种皮肤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 张老认为，在临床实践中，对于皮肤病的命名，中西医必须有统一的标准，但对于传统的病名仍要加以保留，以利于对古代文献的查找和研究。在统一命名，统一诊断和疗效的指标下，中西医发挥各自的优势，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疾病加以治疗。中医应以症候为基础，辨证与辩病相结合。临床中的“证”，针对的是疾病在某一时期的征候表现，辨证论治是对于疾病的不同征候表现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辩病治疗中的“病”，指的是疾病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是对疾病的预后、转归的深入、系统的认识。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疾病的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张老充分利用西医先进诊断技术，有些病治疗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兼收并蓄，收到比较满意的客观效果.中医理论强调整体观念，这是治病求本的重要原则，张老认为：就皮肤病而言，其表现虽显现于外，却与内在的脏腑密切关联，是脏腑失调的外在表现，“有诸内，必形于外”，绝大多数皮肤病都与脏腑功能的失调有关，“其病本于内，治外不治其内，非其治也”。就皮肤病的诊治而言，需通过皮损的部位、形态、色泽等独特的临床症状进行观察，再结合望、闻问、切等手段四诊合参，辨证论治，以确定外在的病变与脏腑、气血、阴阳失调的关系，观其外而察其内，如常见“粉刺”一病，虽表现于面部、胸背部的皮疹，但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肺胃蕴热所致，故治疗时以清解肺胃之热为主，多有事半功倍之功。有些皮肤病与先天禀赋有关，治疗是必须注重肝肾之源以补先天，同时还要调理脾气，固护卫气，脾气健运则运化有权；肺卫得宣则可起到熏肤、充身、泽毛之功效。若脾气虚损、肺胃不固，则六淫诸邪侵袭人体，风为百病之长，风邪侵犯人体常表现为风团的出现，游走不定，奇痒无比；若人体内水液代谢失常，溢于肌肤则见水疱、糜烂。张老认为在皮肤病的治疗时，应时时注意调理脾胃，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若脾胃虚弱，则使肌肤腠理不得濡养则见肌肤干枯、脱屑，治疗时可采用四君子汤、八珍汤等，健脾除湿；还可用胃苓汤、逍遥散等，益气健脾，调理中焦；对于那些有遗传倾向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如各类湿疹、异位性皮炎等病情顽固难于治愈等病 变，因其主要内因为禀赋不足，治疗时应根据补后天以养先天的原则，益脾胃以固后天之本，使化生有源。对于湿邪导致的缠绵难以治愈的皮肤病，要遵循“治湿不理脾胃，非其治也”之理，健脾理湿，补中有泻，泻不忘补，在使用除湿之法时，慎用苦寒之品，多用甘淡渗湿之药，免伤胃气，并随症配以消风活血之品，使中焦强健，气血调和，则邪可退去，诸症自愈。张老认为：重视整体观念，首要的是要固护正气，祛邪留有余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之所以患病，总是先有正气的不足，再有邪气的侵袭，皮肤病则表现为病邪侵犯肌肤，所以对于皮肤病的治疗必须以扶正为先，不可一味地攻邪，即使一时邪盛，也要注意在驱邪的同时不伤及正气，中的即止，否则易犯虚虚之戒，使虚实夹杂，如寻常性天疱疮、系统性红斑狼疮，在治疗时要扶正与祛邪兼顾。对于一些渗出性急性皮肤病，很多人认为渗出液是由于湿热毒邪所致，张老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认识到，这些渗出液多属机体之津液，不可一概攻伐，应责之于脾胃运化失职，气化不利，导致胃不游溢精气归脾，脾不转输水精归肺，水液潴留，迫精外溢，津随气行，气虚固护无权导致津液外泄，因此，对于这类皮肤病的治疗，不可多用苦寒峻猛之品，当以调理脾胃为根本，祛邪而不伤正，气充则津液内守，疾病自愈。张老认为：传统医学必须同现代科技紧密联系，才能焕发出生命力，中医外治法也要随着科学的进展，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为广大患者解除疾苦。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张老为中药外用药的改进，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12月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张老的专著《皮肤病中医外治法及外用药的配制》，是皮肤科的医务工作者、进修医师、在校学员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好书.如今，张老仍忙碌在临床第一线，他中医功底扎实，技术精湛，对各种皮肤病的治疗效果均佳，为无数的患者排忧解难。张老除治疗各种常见的皮肤病外，更擅长治疗银屑病、白癜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痤疮、硬皮病、异位性皮炎、鱼鳞病、各类湿疹、皮炎、神经性皮炎、寻常性天疱疮等，各种疑难性皮肤病。

<>

< align=center>坐堂时间与地点：

<>1.百福堂 电话：65950699；

<>地址：京广桥附近；时间：每周日上午8：00至12：00，挂号费: 前10个号30.00/人，20-30号50.00/人，一共就挂30个号。

（可周六下午两点就去挂号，前一天下午就开始挂第二天的号。）

2.济仁康 电话：82871346；

地址：苏州桥向北，八一中学对面，坐16支、944支、302路、运 通114、运通116、运通103等公交车在“国家地震局”站下车即到；时间：每周五下午2：30至 5：30；挂号费:前10个号30.00/人，20-30号50.00/人，一共就挂30个号。

3.广安门中医院特需门诊；时间：每周二上午；挂号费 100.0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1 7:51:46编辑过]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王莒生

<>王莒生，女，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体专门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妇联委员、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兼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医学会医院管理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医学会副会长、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等。

<>    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咳嗽、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湿疹、痤疮、过敏症、习惯性便秘等。出诊时间：每周三上午；出诊地点：北京中医医院皮科门诊。

<>    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王院长始终不放弃业务，坚持出门诊，坚持院长查房，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工作，由她主持参与的科研，其中一项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累计发表论文13篇，其中2篇在国际学术大会上宣读，2篇在全国性学术大会上宣读，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论文5篇。主持编写了《临床中药学研究进展》，组织并参加编写了《中医脾胃学说应用研究》等。

<>    2003年春SARS肆虐北京之时，王院长身先士卒，不顾患有多种慢性病，率领一支医疗队深入中医对口支援单位——冶金医院SARS病房，和病人零距离接触，亲自为SARS病人号脉、看舌苔、问诊、做耐心细致的心理治疗，并免费向患者发放用于治疗肺炎的中成药“养阴益气合剂”。采集了大量珍贵资料，其中包括SARS患者舌像、胸片各200多张、CT片400多张以及SARS病房写真照片近500张等。王院长认为：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只有亲临一线，从中医的角度询问症状、看舌诊脉、四诊合参，才能获取中医临床第一手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辨证论治，获取更好的效果。由于中医介入治疗SARS病人，患者发热、无力、咳嗽等症状明显改善，实现了56名患者零死亡及医疗队员零感染。

<>    SARS后期，北京中医医院首家成立了“SARS康复门诊”，之后又成立了SARS康复之家，先后诊治1000余人次186例患者，有120名病人成为康复之家会员。SARS康复病人在我院享受免除挂号费、诊疗费、针灸治疗费、心理咨询费和部分检查化验费的优惠待遇，医院免费提供《康复之家》科普月刊及有关SARS康复的一系列专题科普公益讲座。王院长亲自出诊，面对面做心理咨询和答疑，多次率领专家去外院会诊，取得了满意疗效。“康复之家”的成立，不仅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也为政府解决了难题，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    王莒生院长热心公益活动，她担任《中国中医中药报》编委，在繁忙工作之余，她抽出时间关心该报的发展，多次去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北京电视台《专家门诊》等做科普节目，把深奥的中医理论转变成通俗易懂的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促进百姓健康水平的提高，受到广泛好评。

<>    作为专家和院长，她多次参与“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多次深入景山社区为百姓义诊。2003年11月，她不顾多种慢性疾病，随国家人事部专家西部行北京医疗专家团赴青海等贫困边远地区，为百姓送医送药，帮助当地医院会诊查房，受到患者的欢迎。她关于“糖尿病的中医临床研究”、“补肾中药对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的治疗研究”等讲座，使当地医生了解了该病的治疗方法，拓展了学术思路和视野，并在充分发挥中医中药优势与特色方面深受启发。

<>    王莒生院长1991年——2003年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代表，2003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表，王莒生院长心系百姓的疾苦，心系中医事业的发展，她先后提出《关于提高医务人员工资待遇的建议》、《关于整顿虚假不实医疗广告的建议》、《关于调整中医医院项目价格、合理收费的建议》、《关于解决中医队伍中名医之后、名师之徒的职称、待遇问题的建议》、《建议政府应加大对中医事业投入的提案》、《关于进一步开放北京医疗市场、调动多渠道办医的积极性，尤其是中医应发挥专科优势办医的提案》、《关于降低检测医院计量、检验仪器设备收费标准的议案》等多项议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    2003年，王莒生院长先后获得“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北京市先进职工”、“北京市卫生局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消防安全先进个人”及北京市医院管理协会授予的“优秀医院管理工作者”等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