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介绍）京城四大名医 京城四大名医之孔伯华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他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其间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他与肖龙友先生共创北京国医学院，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他教导学生说：“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惟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京城四大名医之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辨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废止中医案事件发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 萧龙友，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1872-1960）。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拨贡，是解放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他们的医术医理，都有极高的造诣，医德医风令人钦佩，在医学界地位颇高。而萧龙友在四大名医中，亦居首位。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当时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的德国医生狄博尔因他声名之大，常请他前往会诊，多为疑难重症。像大脑炎、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西医难以取效者，大多请他诊治。萧龙友十分擅长以小方治大病，单纯使用中药，便可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当时西学东渐之风甚重，西医的出现对中医冲击很大，社会上也对中医有很多歧视。中医不但没有自己的医院，甚至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用说在西医医院内服用中药了。然而，由于当时最大的德国医院对于萧龙友先生的礼遇，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高明之处。萧龙友先生的精湛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尊重和信任，更加令人钦佩。 萧龙友先生是一位大医，他时时心念中医，十分忧心中医的存亡。当时的政府想方设法消灭中医，中医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医最为危难的时期，他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一心培育中医的接班人才。并在经费困难时慷慨解囊，甚至同孔伯华一起出门诊，集资办校。就这样艰苦的经营着中医教育事业，历时十余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培养出了数百名学员，都成为了下一代中医的中坚人才。两位医学大家的义举，对中医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北京国医学院终被迫停办，他义愤填膺，并作诗文以示对国民政府的反抗。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萧龙友先生一生为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医遭受危厄之际，他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兴办学校，教徒授课，还坚持门诊，并用精湛绝伦的医术做了最好的抗争。他处方精简，用药轻平，疗效卓著，活人无数，已经达到了医之大成者出神入化的境界。其胸怀宽大，谦逊恭谨，更加使其成为了医界的楷模。 京城四大名医之汪逢春 汪逢春（1884—1941），江苏苏州人，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逢春先生精究医术，博览群书。在京行医期间，妇孺皆知其名。他常能顿起他医束手之病，临床效验颇佳。汪逢春擅长治疗时令病以及肠胃病。他十分重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认为濡养五脏的精微物质皆赖脾胃之运化与传输，脾胃失司，则化源衰竭，灾害易至。他审证精详，辨证细腻，立法严谨，常以不到10味药的小方取其效验，主张“轻可去实”。他十分擅长治湿温病，不仅对吴鞠通、薛生白的方剂十分熟悉，而且以从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选药组方上自成一格。他采用清热和化湿兼重的方法，仔细勘酌湿热之偏重，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方法来缓解病势。尤其善于使用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治疗，常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他最忌“见轻即清”，认为此时清热，易使湿邪停滞，难以取效。他合理地使用清、化、宣、利、泻等多种治法，湿热之邪随之可除，诸证皆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