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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介绍)京城四大名医

2015-4-4 22:39| 发布者: 管理员| 查看: 750| 评论: 0

摘要: (名医介绍)京城四大名医京城四大名医之孔伯华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他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 ...
(名医介绍)京城四大名医


京城四大名医之孔伯华

      孔伯华(1884-1955),名繁棣,别名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他少年时随祖父学医,25岁时就应邀在北京外城官医院出诊。1929年,反动政府意欲消灭中医,他便联络同道在京师创办了医药学会,奔走呼吁,其间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使政府取消了前议。同年,他与肖龙友先生共创北京国医学院,并肩作战,辛苦操劳,在沉重的当局压力下培养出了大批的下一代中医人才,这些学生也都是成绩卓著的栋梁之才,在其后中医元气大伤的情况之下,承担起了继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他教导学生说:“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惟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解放后,先生是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他曾在给主席的信中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完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他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的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    
      先生一生操劳,在1955年3月10日,他在出诊过程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但仍勉强为6位病家诊治。其后便回家调养,不料从此一病不起,享年71岁。先生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亲往寓所吊唁。    
      孔伯华先生治病的特点是注重整体,强调元气。他认为不可以只知治病,而不顾护人体的元气。他还十分强调辨证论治,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提出了将中医理论中重要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分为“阴阳”两纲和“表、里、虚、实、寒、热”六要的观点。从中医学的临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切合实际,也很实用的诊断方法。他说,“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在中医辨证纲要上,又进行了一次明确的划分。             孔伯华先生用药的特点,可以总结为“虎啸龙腾”。他遣方用药必先辨证精详,对证用药,并无门派的偏倾。他认为不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达到恢复和补养元气的目的。扶正即为祛邪,祛邪亦可扶正,孰前孰后,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决,不可先有主见。他认为只要辨证准确,则“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俱可回生”。要对证下药,不可执于成方。若固执于某方以治某病,则是犯了“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的错误。他的药方,亦如虎啸龙腾一般气势恢宏。先生擅用石膏,有用之达数斤者,虽用量惊人,却常有起死回生之妙,足见其辨证极其精准,而且对病情的把握也能做到成竹在胸。他喜用石膏,还为此药专门讲座,纠正了世人以为其药大寒,常规避之,以恐伤肠胃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该药性质凉而微寒,其味咸而兼涩,凡内伤外感,病确偏热者,投无不宜。并考证了《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书中对“石膏”的介绍与应用方法,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述十分精辟。    
      孔伯华留传于世的著作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脏腑发挥》、《时斋医话》、《中风说》、《诊断经验》等,《孔伯华医案集》是其弟子门人整理出来的,有很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京城四大名医之施今墨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辨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国民党废止中医案事件发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京城四大名医之萧龙友

      萧龙友,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1872-1960)。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拨贡,是解放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他们的医术医理,都有极高的造诣,医德医风令人钦佩,在医学界地位颇高。而萧龙友在四大名医中,亦居首位。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熟读四书五经,四史诸子。并精研诗赋帖拓,书法十分出众。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后来因感到沉浮宦海之中于国于民皆无益处,便于1928年辞官行医,以医为业,并以医为隐,自署为“医隐”,自号“息翁”。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然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为可及,故即使众人相求,亦不开方。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造成了社会的轰动。    
      当时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的德国医生狄博尔因他声名之大,常请他前往会诊,多为疑难重症。像大脑炎、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西医难以取效者,大多请他诊治。萧龙友十分擅长以小方治大病,单纯使用中药,便可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当时西学东渐之风甚重,西医的出现对中医冲击很大,社会上也对中医有很多歧视。中医不但没有自己的医院,甚至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用说在西医医院内服用中药了。然而,由于当时最大的德国医院对于萧龙友先生的礼遇,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高明之处。萧龙友先生的精湛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尊重和信任,更加令人钦佩。    
      萧龙友先生是一位大医,他时时心念中医,十分忧心中医的存亡。当时的政府想方设法消灭中医,中医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医最为危难的时期,他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一心培育中医的接班人才。并在经费困难时慷慨解囊,甚至同孔伯华一起出门诊,集资办校。就这样艰苦的经营着中医教育事业,历时十余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培养出了数百名学员,都成为了下一代中医的中坚人才。两位医学大家的义举,对中医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北京国医学院终被迫停办,他义愤填膺,并作诗文以示对国民政府的反抗。    
      解放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1954年萧老先生以80岁的高龄被选为人民代表,仍然积极的投入工作当中,还参加了关于设立中医医院的讨论。    
      萧龙友的医术可谓炉火纯青。他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萧龙友先生一生为中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医遭受危厄之际,他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兴办学校,教徒授课,还坚持门诊,并用精湛绝伦的医术做了最好的抗争。他处方精简,用药轻平,疗效卓著,活人无数,已经达到了医之大成者出神入化的境界。其胸怀宽大,谦逊恭谨,更加使其成为了医界的楷模。

京城四大名医之汪逢春

      汪逢春(1884—1941),江苏苏州人,他毕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尤其注重培养中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38年,国医职业会成立,汪逢春任公会会长,同时,他也在筹备创建《北京医药月刊》。1939年,创刊时他亲自撰文,以资号召倡导。    汪逢春先生精究医术,博览群书。在京行医期间,妇孺皆知其名。他常能顿起他医束手之病,临床效验颇佳。汪逢春擅长治疗时令病以及肠胃病。他十分重视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认为濡养五脏的精微物质皆赖脾胃之运化与传输,脾胃失司,则化源衰竭,灾害易至。他审证精详,辨证细腻,立法严谨,常以不到10味药的小方取其效验,主张“轻可去实”。他十分擅长治湿温病,不仅对吴鞠通、薛生白的方剂十分熟悉,而且以从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选药组方上自成一格。他采用清热和化湿兼重的方法,仔细勘酌湿热之偏重,结合宣透、舒郁、淡渗、缓泻等方法来缓解病势。尤其善于使用辛香宣达、芳香清解之法治疗,常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他最忌“见轻即清”,认为此时清热,易使湿邪停滞,难以取效。他合理地使用清、化、宣、利、泻等多种治法,湿热之邪随之可除,诸证皆愈。    
      汪逢春先生的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关、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临床选方配药灵活多变,其处方精致优雅,常会给人一种繁花似锦、心旷神怡的感受。例如,入煎剂的药味,他常会注明某药与某药同炒,或者某药与某药一同打烂等,旨在取其性而去其味,或者取其味而存其性,立法严密,颇具匠心。如淡豆豉与山栀同炒,就有“栀子鼓汤”之意等。他还十分善用“曲”类药,如沉香曲、范志曲、霞天曲等,曲类药品皆可振奋胃气、开胃进食、增强体质。汪老用药可谓匠心独具,自成一格。          汪先生一生操劳于诊务与教学上,无暇著述。他教学甚严,不但极重医德,而且每必严教其弟子尊敬同道。并于每月初一、十五都停诊以讨论病例,还邀请西医专家前来讨论学习,让学生们恭听、记录。
      汪先生一生信佛,又喜欢读书,每天必在清晨5:00起床,读佛经、打坐、读医书,每天饮食适量,作息按时,虽忙而不紊。他临终前正在打坐,一笑而亡,无丝毫痛苦。汪老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中医教育家,现在的名老中医吴子桢、谢子恒、赵绍琴等,都是他的学生。


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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