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想（原创）上半部分

<>此文写于三年前，在北大西门租的２０平米的简易楼里用了一天的时间写就．

<>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天天关心国家大事，满脑子不切实际．

<>三年过去了，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已经变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忙于赚钱，想找个老婆，想在北京买个房子，理想让位于生活琐事，政治已经慢慢离我远去了．

<>不过心底还在渴望什么，经常缅怀那逝去的岁月，或许不甘心泯然众人矣的结局吧．

<>追求理想的过程很累，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尽管没有收获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却得到了他人永远都不会拥有的特殊经历．

<>回头看这篇文章，仍然让我感动，毕竟我曾经非常真诚的信仰过，我不后悔。而且那种经历对人思维的影响太深刻了，想改都难。

<>我之所以在思想上那么异类，也和银屑病对我的影响有关，因为治疗受过太多的煎熬，看淡了生死，多多少少有一点轻生重死，普渡众生的情怀．

<>把这个帖子贴在这里，也算是罐水吧．如果斑竹觉得文章不好，可以删除。

<>为什么我选择信仰社会主义

<>没有天生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也不是生下来就信仰社会主义的。

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路与路是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信仰社会主义都是有共性的，但也各有个性。我之所以就信仰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写这么一篇文章，是因为我生活在今天这么一个独特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与马、恩、列、斯、毛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今天的中国，信仰社会主义的我在青年人中是一个很个别的“个性”，但我相信这个“个性”中包含着极大的“共性”，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来。文中观点仅代表我个人，有不当之处请朋友多多指点。

马、恩、列、斯、毛的青年时代是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的时代，尽管社会主义中也分各个流派并不完全一致，但毕竟追求社会主义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流行的思想历来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去研究的，在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一些天赋极好、后天又有机遇的人就成了伟人。但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却基本上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思想，中国人口十几亿，其中年轻人不可谓人不多，但年轻人中信仰社会主义的却是凤毛麟角。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复杂，但是其中却走了不少弯路。主要原因就是在一个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制度下，当你厌恶现实时，你很容易厌恶它所举的“社会主义”。而一个人，当你从小就生活在偏见之中，你要突破自己和社会的偏见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农村是很穷的。

天天吃的主食就是用玉米面做成的饼子和地瓜，而饼子和地瓜也不是顿顿能吃饱。那时，我最馋的就是白面馒头，而鸡蛋和肉是想都不去想的。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物质生活的改善让人感受极其强烈，不仅可以吃饱饭了，而且还可以经常吃上白面馒头，甚至鸡蛋和肉也渐渐成为稀松平常的家常便饭。

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的改善。在毛泽东时代，人为的给社会制造出一个“贱民部落”----------地主后代。作为地主的后代，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卑贱命运，“国家干部”这个神圣的光环永远与他无缘，他必须容忍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公，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

很不幸，我所有的亲属成分都不好。

作为社会的贱民，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欺负你，尤其是国家干部。小时候村民和大队干部无事找事欺负我家的情景我记忆非常深刻。在毛泽东时代，建国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饭尚且不提，就是国家干部的素质也并非某些左派所吹嘘的那么高大全，专制、蛮横、崇拜暴力等独裁特征从最基层的大队干部身上一览无遗。

邓小平上台后，开始调整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废除了“唯成分论”。不可否认，尽管都有专制倾向，但邓小平要比毛泽东开明很多。

我家就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政策的受益者，尽管村里人还不时欺负我家，但毕竟没有以前那么明火执仗了。

邓小平的政策不仅改善了地主后代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中国的地主阶级大部分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我的家族多少代都是读书人家，但到了我父母这一代，已经彻底农民化了，但家族传统即重视教育却保留下来了。我家很穷，但一直是全村藏书最多的。我父母尽管一生都待在农村，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却根深蒂固。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反复向我灌输要好好学习，要走出农村，要把握住邓小平给我创造的机遇——地主后代也可以与工人、农民子弟一样考大学、当国家公务员了，不要留在农村继续受苦受穷，不要再受村民和村干部的欺负。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三十五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人上了重点高中（全县只有一所重点高中），上了大学。而其余的孩子，尽管天赋比我强的有很多，但因为他们的家庭不重视教育，而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自己也不抓紧，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老家务农。

从小我活的就很累，因为父母极高的期望值而使自己有了一种近似于使命感的东西。尽管我厌恶这个教育制度，但不能让父母失望，为父母争气的想法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克服了自己的“不安分”，我一直都在极力的适应父母的期望，把自己塑造的更让父母满意。我明白，父母的一生是很苦难的，我只能用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与远大的前途来减轻他们的苦难，而不是相反。为了增添我学习的动力，我极力的将大学理想化，那时候，我心目中的大学简直就和天堂一样：老师不打学生（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不少老师喜欢痛殴学生），师生平等，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学他想学的、做他想做的事情。而老师们为了鼓舞我们学习，甚至把大学描绘的比天堂还好。

当时我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当作我的座右铭，为了我的理想-------大学，我咬住牙克服了青春期躁动而不断增长的叛逆与反抗精神，我努力让自己对现实采取服从与容忍的态度，我终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而且上的是大学中录取分数线最高、公认为最好的专业。

终于修成了正果。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老家那个小县城，当我踩上了这个大城市的高等学府的土地时，我非常激动：新生活开始了。

刚上大学时，我努力争取四年的大学生涯有一个好的开端，所以我不仅勤奋的学习，而且积极的参加班、系、院、校的各种活动，但我很快就发现现实中的大学与想象中的并不是一回事。

大学中人与人的关系颇为复杂，带有官场的味道。老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互相糊弄、互相利用的关系，学生之间为了争入党名额与学生会官位彼此勾心斗角，而学校为了控制学生，非常注意利用学生之间的矛盾，甚至无中生有的制造矛盾。学校不仅偏袒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象马加爵这样的穷学生在大学肯定没有人理睬），而且几乎在每个班里都培养一个或几个“特务”。而“特务”道德品质都是极差的，他们通常都是学生党员和那些想当党员的人。

不想当官、不想入党的人也会成为特务们升官入党的牺牲品，在大学中谁也做不了桃源中人，因为学生特务为了入党升官而把班级风气搞的乌烟瘴气，他们甚至可以对任何人造谣污蔑。

那时，每当**临近时，学校中警车就就多起来，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我上大三那年，六月三日深夜，学校突然找我谈话，场面非常紧张，原来有学生举报我“**想闹事”！而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大学不象大学，倒有点象监狱或者集中营。

而上大学后我才发现我不仅不适应大学中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生活理想。上大学前，都是为了上大学、为了父母活着，上了大学自我感觉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了，需要一个更高的目标与理想来支撑自己，本来以为上了大学会自动有一个新的理想来代替旧的，实际上却出现了理想真空。而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或领导来指导你，相反，他们都不断的指点你要现实一些，要学会升官，要学会发财。

现在回头想想，大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它培养的更是特务、官僚和有一技之长的打工崽，而这部分人通常都会被给予“党员”或“优秀团员”的奖励。而真正的人才，绝不是这个教育制度所能培养出来的，如果有，那他肯定是突破了这个教育制度，就是说，他是作为这个教育制度的叛逆者的面目出现的。

但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的觉醒，我只是觉得我上的那个大学不好，我并没有怀疑教育制度乃至这个教育制度背后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我感觉我的才华被这个大学给埋没了，而只要我换个大学，我就可以自由发展了，所以我当时想用一种同学们都采用的即考研的方式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北京大学，以此来改变现状。

上大二时，我就开始为考研做准备。为了熟悉未来的学习环境，那年我专程去了一趟北大，自然了，我也非常需要用理想化的北大来增添我再次发奋的动力。

在北大整整听了两周的课，听的我很反胃。举例说明：某位教授上课不讲专业（讲专业也讲不出什么），却大发牢骚，谈他为分房子的事情如何与学校做斗争，并摆出一副很革命的架势。而实际上，他很有钱，开着轿车来上课。

这种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现象在北大是有普遍性的，而北大的管理制度也让人憎恨，充满了腐败与官僚气息，用北大的学生的话讲：北大真黑！

天下的教育机构一样黑，这就是我来北大朝圣后得出的结论。

对北大的失望突然让我清醒起来：在一个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所谓的“净土”只能是幻想。我不仅开始怀疑这个教育制度的合理性，也开始怀疑故意制造这个现代科举制度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的生活态度有问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自我欺骗中活着，为了考大学而自我欺骗大学多么完美，为了考研而自我欺骗北大多么“思想自由”！

当堤坝被打开一个缺口甚至缺口很小的时候，它也有可能释放所有的洪水。对教育制度的失望甚至让我怀疑一切。

我开始反思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所走过的路是否正确与值得。这么多年来，为了当一个“好学生”，为了今后的所谓的“白领阶层”，为了所谓的“社会地位”，我不假思索的认同这个社会的各种理念，做什么，甚至想什么，都极力的符合社会的“需要”，一心要博得他人与社会的肯定。我在他人眼里，一直是一个“老实”“好学”“上进”的有“远大前途”的好学生，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一次又一次的拼搏换回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对社会的失望。

这个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我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这个社会欺骗我不是没有目的的，它所宣传的理念与它所建立的各种体制（包括教育体制）其实都是为了维持它的不公正。为了让你容忍社会不公，它想方设法的制造各种幻想与“远大前途”来欺骗你，欺骗你只要夹着尾巴做人，有一天你也有可能升官发财！而实际上，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不会溜须拍马，不会偷不会抢，不会骗人的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个扭曲的社会中有前途！

说起来很滑稽，尽管我们目前自称为“社会主义制度”，但现实生活中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90%以上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决不会在这个社会中“混”的很好，他肯定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异端与叛逆。

我的叛逆之路就是从叛逆这个教育制度开始的。

明白这个教育制度的落后、虚伪与反动，不想自我欺骗的活下去，但我当时却不知道要如何清醒的活下去。

思想上找不到出路的那种痛苦是极端折磨人的，那时候，我天天去大学图书馆，去寻找“我应该为了什么而活着”的答案。

政治这个东西，它时时刻刻都在关心你，你不关心它是不可能的。对政治极端的反感与麻木其实也是一种关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转化为极端的热情与参与。

当时，“**”结束时间不久，大学里对学生控制比较严，这种不让人关心政治的做法反而让我开始关心政治了。一开始关心政治，我是抱着对现实不公的深恶痛绝的心态来关心的，而作为年轻人，因为对社会认识肤浅及理论修养的不到位，所以，对现实的批判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主义与大众化。当时，我同众多大学生一样，敌视腐败、特权与专制，我当时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只能用“民主化”来解决。东山的老虎会吃人，西山的老虎一样会吃人，无论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搞专制都不是好制度。一切反民主的人，无论慈禧、袁世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是人民的敌人。我那时是拥护邓小平的“不问姓社姓资”的。

对**和民运分子，我是很同情的，我也很关心方励之、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的命运，但我不认同我是一个民运分子，因为：

第1，   我不爱美国。相反，我一直对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及其对日本、台独、藏独、疆独的支持极为痛恨，而且我反感民运分子挟洋自重，尽管我对共产党不感冒，但我对它的某些维护国家主权的政策是支持的，而且认为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尚不够“激烈”。

第2，   我认为民运没有政治前途。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很巩固的，几个海外的民运分子加上几个国内的知识分子能干什么呢？没有政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而注定不成功的政治运动不值得我为之去奋斗。

但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有前途并适合我呢？这个答案当时我不知道。

所以，我当时只是一个民运的同情者。